刑法法律 刑法法律拟制口诀
编者按
在我国法律体系中，刑法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。
今年恰逢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实施20周年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、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对我国刑法立法的重大进展、主要特色进行回顾，并对未来刑法的发展提出了四点展望建议。
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司法实践经验有限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刑法即1979年刑法（以下简称79刑法）仅有192个条文，罪名较少，刑罚较为轻缓。
1981年以后，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，犯罪现象日趋猖獗。为适应惩罚犯罪的需要，截至1997年3月，我国先后又通过了25部单行刑法，并在100余部行政法律中规定有罪刑条款。这些刑法规范的颁布，对于稳定社会秩序、惩罚犯罪是极其必要的。
但是，单行刑法、附属刑法规范过多，过于分散，难免有相互矛盾之处，既在司法适用上难度很大，也可能使法制的统一性受到影响。所以，我国在1997年对79刑法进行了大规模修订。
本次刑法修订的基本思路是：制定有特色、统一和完备的刑法典；保持刑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，可改可不改的，尽量不改，尽量使新修订的刑法明确、具体。
修订后的刑法共有452条，在犯罪与刑罚的相关规定上都有重大改动，取得了立法上的重大进展。
（一）重视权利保障。97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、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和罪刑相适应三项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，废止了有罪类推制度，并在罪刑关系设置等多个方面体现了保障人权的思想，为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（二）限制死刑的立法思路得到体现。挂有死刑的罪名大幅度削减, 尤其是经济犯罪、职务犯罪和其他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减少了很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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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完善惩罚手段，处罚严厉化，有助于实现特别预防。例如，成立累犯的时间条件从刑满释放后的3年增加到5年，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、不得假释。
（四）立法更为明确。对正当防卫权的行使作出了详尽规定，对保障公民依法行使防卫权提供了法律武器；对单位犯罪的概念和处罚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；对一些原来比较笼统、原则、相对含糊的规范尽量予以明确,取消或分解了罪名含义宽泛的投机倒把罪、流氓罪和玩忽职守罪等“口袋罪”。
（五）形成了科学的罪名体系，并配置了轻重适度的法定刑。在刑法分则中，大量增设新罪名，严密法网。刑法分则共分10章，对400余个罪名作了规定。
97刑法立法在科学立法方面，特别强调体系结构的完备、罪刑关系设置的合理和操作可能性，堪称科学立法的典范。
97刑法立法在能动立法方面，根据社会情势的变化，及时增设了相当规模的新罪，加大了“犯罪化”的力度，注重处罚的早期化，适度扩大处罚范围。
97刑法立法在理性立法方面，对公众的处罚呼吁进行了最大范围的吸纳和有效过滤，并未将过于抽象和稀薄的利益都纳入保护范围，立法上注重防止重刑化，为减少死刑罪名做出了很多努力。
刑法典的完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，97刑法典当然也有其局限性而需要不断完善，主要是针对恐怖主义、极端主义犯罪的罪名较少，对网络犯罪的立法具有滞后性，涉及民生保护的犯罪较少，大量犯罪以实害犯、结果犯为立法原型，危险犯的相应规定较少等。
为使97刑法更为完备、合理，最近20年来，基于社会情况和犯罪形势的发展变化，以及立法认识的逐步深化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先后通过了一个单行刑法和九个刑法修正案，刑法立法活动较为活跃。历次刑法修订情况是：
1998年12月通过关于惩治骗购外汇、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，增设了新罪。
1999年1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，共9条，主要增加规定有关会计犯罪、期货犯罪。
2001年8月通过刑法修正案（二），仅1条，修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。
2001年1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（三），共9条，主要补充资助恐怖活动罪、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等。
2002年1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（四），共9条，主要增加规定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，完善走私罪等。
2005年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（五），共4条，补充规定有关信用卡犯罪。
2006年6月通过刑法修正案（六），共21条，主要是修改完善有关重大安全事故犯罪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，补充枉法仲裁罪等。
2009年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（七），共15条，增加规定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、非法传销、利用影响力受贿，以及侵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和妨害公民信息安全的相关犯罪。
2011年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（八），共50条，主要内容是取消13个罪名的死刑，增加规定坦白制度，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等；分则增加规定危险驾驶罪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，修改完善生产、销售假药罪等。
2015年8月29日通过刑法修正案（九），共52条，主要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：进一步削减9个罪名的死刑；维护公共安全，加大对恐怖主义、极端主义犯罪的惩治力度；维护信息网络安全，完善惩处网络犯罪的法律规定；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的制度规定，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惩处力度；维护社会诚信，惩治失信、背信行为，如增加规定组织考试作弊犯罪、虚假诉讼犯罪。
（一）坚持积极的刑法立法观
中国社会转型的情势决定了未来的立法仍然必须具有能动性，增设新罪是很长历史时期内立法上的核心任务。未来应该坚持的积极刑法立法观有两方面的内容：
一是犯罪化。对已有的常见犯罪还需要进一步分解、细化。此外，还应考虑增加强制罪、暴行罪、胁迫罪、泄露私人秘密罪、公然猥亵罪、背信罪、侵夺不动产罪、伪造私文书罪等，还可以考虑增设见危不救罪，以防止社会道德沦丧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二是刑罚手段多元且灵活。未来要考虑增设必要的刑种，尤其要增设非监禁的主刑；增设剥夺资格、权利的刑罚；将刑罚措施和社区矫正相互衔接；增加保安处分措施，针对行为人未来再犯罪的危险性加以适用，形成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刑事制裁“双轨制”。
（二）要避免刑罚配置的重刑化趋势
在很多国家，立法上的犯罪化和重刑化是并驾齐驱的。但是，国外将犯罪化和重刑化捆绑在一起的做法未必值得我们效仿。理由在于：
首先，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原本就较高，实务上一般也都倾向于在法定刑幅度内选择较重的刑罚，实践中存在大量“顶格判刑”的不当倾向。如果未来立法在此基础上再“加码”，就会导致重刑主义。
其次，经验证明，重刑化的做法并不能有效遏制犯罪，一味重刑化会让国民的法感情迟钝化，且导致犯罪的最终侵害之间没有区分。
因此，在当下中国，通过犯罪化“立规矩”远比实行严厉处罚更重要，当务之急是扩大犯罪圈以严密刑事法网，但在处罚上尽可能轻缓、灵活，重刑化不是立法指向，刑法立法的政策思想应当定位于“严而不厉”。
（三）可以考虑制定单独的轻犯罪法
我国刑法将重罪轻罪规定在同一个刑法典中，适用同一套刑罚体系，既会带来刑罚适用上的困惑（可能导致轻罪重判），也在社会管控上捉襟见肘，对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无法提供更多的实体法支撑。
建议将3年有期徒刑作为我国区分轻罪和重罪的标准，对轻罪大多可以判处缓刑，而重罪原则上要予以监禁。
制定轻犯罪法，要增强刑罚手段的灵活性，尽可能实现轻刑化。与轻犯罪法的制定相配套，要大力推行程序法改革，以快速简易程序轻缓处理大量轻微犯罪，在实务上扩大相对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的比例，从而使立法上的严和司法上的宽相互呼应，以增强国民的规范意识，有效预防社会一般人犯罪，同时展示司法的人性关怀，推进特别预防。
（四）在修改刑法总则方面下足功夫
目前的多个刑法修正案基本上都是在修改分则的规定，在未来的立法中，对总则的修改应当一并予以考虑：
1．拓展刑法典总则的规模。中国刑法总则仅有101条，亟须“扩容”，应当大量增加刑种、保安处分措施、数罪并罚制度、财产没收及返还的相关规定。
2．补充完善刑法总则中关于罪数的规定；增设除正当防卫、紧急避险外的其他正当行为（如被害人承诺等）的规定，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应设立专章，进一步加大死刑限制与减少的力度等。
3．为配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，应当在刑法总则中增加认罪认罚应当从轻、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，将以往的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，从而为程序性改革提供实体法上的支撑，使改革于法有据。
（立法网新媒体中心摘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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