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行法律 现行法律对执行配偶财产是如何规定的
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依法治国、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，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。正确认识和处理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关系，是涉及当前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践问题。
改革与法治的关系，既是对立的，也是统一的。有人认为改革是对既有的规则和秩序的破坏，而法治却是对既有的规则和秩序的遵循，二者不可避免的存在矛盾。这种观念其实是片面的。法律不等于法治，法治与具体法律规则不能简单地划等号。有法律未必有法治，法治不仅包括现行法律规则的合理部分，更多的体现在对法治方式、法治理念、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的恪守和追求上。法律规则的内容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改变，而法治理念和思维方式却是相对稳定的，具有连续性。改革与法治的冲突，更多的体现在改革与现行法律规则的冲突上，这种冲突和矛盾，需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化解。改革过程中法治虚无主义是不可取的，而那种过分强调法律形式约束，把法律等同于法治的观点同样会贻误改革。目前我国还处在社会转型期，法治与法律并没有完全融为一体，在很多场景下，我们强调法治，更多的是指法治方式、法治理念和对法律价值的追求上，而不是一成不变地恪守全部现行法律法规的具体条文。
法治与改革，孰先孰后，则要看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历史任务。在改革初期，由于当时的法律很少，在很多领域无法可遵，改革是在试错纠错、缺少普遍共识的大环境下进行的。在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上，遵循了“实践优先、立法附随”的路径，立法主要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，这在当时环境下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。通过多年改革，尽管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，但整个社会付出太多的法治成本，生态污染、环境破坏、社会的诚信体系出现危机，有些改革甚至偏离了法治的目标。有人甚至认为“改革就是闯法律的红灯”，有些地方滥用改革、借发展生产之名大张旗鼓地违反法律、侵犯公民基本权利。改革初期所出现的问题大都与法治缺失、改革失范有关，不但衍生了诸多社会治理难题，而且影响了改革的效果和深化。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，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，目前现行有效的法律大部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制定的，我们有条件使改革由初期的政策推动型转变为法治引领型。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任务，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，凡属重大的改革都要于法有据，发挥法治在改革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，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，这体现了党中央通过法治引领改革、推动改革、保障改革的施政理念。在当前的情况下，立法不应仅仅停留在对实践经验的总结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立法实现对改革进程的主动谋划、前瞻规划和全面推进。
当前，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如车之两轮、鸟之两翼，两者相辅相成。不深化改革,社会转型就难以完成；不加强法治现代化建设，改革则可能会失去正确的方向，社会转型会失去目标。单独的改革可能会因触及政府自身的权力而显现出局限性，把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仅靠法律自身不能贯彻到底，改革与法治必须同步展开，单方面的冒进有可能加剧二者存在的矛盾。
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的统一，应注意以下三方面的问题。第一，深化改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落实。“深化改革”某种意义上是对过去“改革”的“改革”,必须在现行法治框架内进行。全面深化改革，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法治改革观。改革必须“依法”，只有“依法变法”，才是有益的改革。合法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原点和基础。这里所指的“法”，强调的是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。脱离法治的改革尽管改革动力很足，但是对于法治的杀伤力巨大。
第二，要正确处理改革与现行法律制度的关系。过去的改革常常需要突破现有的法律框架，以非法或者打擦边球方式进行，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去修改法律，法律明显滞后于改革。如何处理这一矛盾？改革与现行法律可能会存在矛盾，改革与现行法律制度的冲突，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化解。这就要求在深化改革过程中，坚持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的统一，把深化改革同完善立法有机结合起来，充分发挥立法的引导、推动、规范和保障作用。立法包括法律的制定、修改、废除、解释等。积极运用法治方式，在现行宪法和法律框架内，充分利用宪法和法律预留的制度空间，大胆探索与创新，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，需要修改的先修改法律，需要废止的要坚决废止，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来解决问题的应当及时解释法律，以保证改革与现行法律的协调。对社会条件还不成熟、需要先行先试的改革措施，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。
第三，在深化改革中建设法治中国。改革是一种手段，法治中国是改革的目标之一。法治中国建设事关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，事关国家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。我们不能仅仅把法治当成工具，还需要把现代法治作为目标，用法治精神塑造改革的决策和行为过程，引领改革的伟大事业。在用改革的方式实现法治初步目标的基础上，再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，全面推进法治，发挥改革和法治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双轮驱动作用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加快法治中国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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